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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济公”到杨善洲】

    于“和谐苑”（注：和谐苑，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在井冈山设立的廉政教育基地）参观时，讲解员说起杨善洲书记。杨善洲系原云南省保安市地委书记，退休后，在家乡义务植树22年，造林5.6万亩，价值人民币3亿元，而后全部上交国家，没有半分留作私产。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放弃了组织上提供的生活“便利”，退休工资亦大都用于造林及接济贫困村民。逝世时，家无余财。“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杨公，真清廉！

    观杨书记生平，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位被神话的人物——李修缘。他是宋朝年间的僧人，法号“道济”。其才华横溢，精通医理，常向穷苦大众赠医施药，帮助百姓解决生活困难，颇受爱戴。其人不修幅，举止夸张，被抵毁者称作“济癫”。后世人感其仁义、无私，恭称他为“济公”。历史上，他确是客观存在过，而现今的人们听闻“济公”二字首先想到的，却是些关于疯和尚的神话故事。有学者认为，系因当时社会环境恶劣，突然冒出这么一号人物，自会感觉不真实，所以百姓认为他是神明，当权者认为他是疯子。

两者相较，我认为李修缘的人生就是场悲剧。他身怀大才，却不为官府所用；心怀天下，却无技可以施展；爱惜百姓，百姓固然敬他，却不敢当他是一个正常的人。虽然那些荒诞不经的神话能够给人以欢笑，但欢笑的背后，着实令人叹息。

而我们在感激杨书记伟大行为的同时，社会也在回馈，无论百姓还是政府，都认可了杨书记，树其为榜样供世人瞻仰、学习，给了他最高的荣誉和褒奖，为官如此，夫复何求？换言之，是社会制度和环境给了杨书记这样的清官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再也不必被人奉作神明、视为异类。

   【从廉政到文化】

    网络硬要将“参观学习”说是“旅游玩赏”的代名词，虽打心底不赞同，我却不作任何反驳，因为在井冈山这块地方，此种说法不靠谱。

为解决婚后两地分居的尴尬状况，妻决定放弃老家的工作随我赴井。经我单位领导推荐，妻在井冈山市委党校谋了个讲解员的差使，主要工作是给来山参观学习的领导干部讲述革命斗争史。有次，她领着学员团队准备进入小井红军医院旧址讲解，忽见前方一老者扑向烈士墓碑，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几个年青小伙子都拉不住。妻见状也上前安慰，得悉其人系老革命，早年曾参军南征北战，听解说员讲述红军医院死难烈士的事迹后情绪当场失控。而后，所有在场学员自发地上前扶起老前辈，一同在烈士墓前献花、默哀。没有讲解，没人拍照，连路边兜售纪念品的阿姨也安静地站着，没有任何的嘈杂。据妻说，有些学员的泪水竟将衣襟都打湿了。

   参观学习确实有“走过场”、“一阵风”的形式主义存在，我坚信它不是主流。在妻的学员队伍里，我真切地看到历史文化与现代情绪的碰撞与交流，迸发出强劲的力量。我相信这些学员心情会久久不能平静，他们会感叹如此接近那段历史。

   这使我联想到廉政与文化的关系。廉政，作为一种政治需求，治下的百姓尤其关注，因为它事关民生。对于廉政，我们给“制度”以最多的期望，实事上，我国的廉政制度确实朝着愈加健全的方向发展，但仅靠制度一已之力，仍是远远不够。法谚常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当某种行为到了群体都不能容忍的地步，约束该行为的道德即上升为法律，此时，人们的目光往往因为原始的报复心理而被具有直接性、强制性和僵硬性的法律制度所吸引，从而对制度倍加苛责，却忽视了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的手段——道德（即自发的精神约束）。由这个原理来看，廉政需要制度，更需要精神文化，只要方式方法正确，精神文化对廉政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