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2日，被告人谢雨明因盗窃罪被一审法院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判决书宣判后第六天，获知被告人曾犯有故意伤害罪未被处理。因为缓刑考验期是否已经开始计算而引发对被告人的缓刑如何处理，是适用刑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撤销缓刑再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还是直接适用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的争议。
在我国，缓刑是指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如果暂缓执行刑罚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就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刑罚的执行；在考验期内，如果遵守一定条件，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一项制度。根据刑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得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而对刑法规定的“判决确定之日”却存在不同的理解，以致出现了不同的缓刑考验期限的计算方式。
一种观点认为，确定之日是指判决生效之日。理由是，确定之日就是不可更改之日，判决书只有生效后才是明确而不可更改的。而我国刑诉法规定判决和裁定在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这一原则也是不容改变的。并且缓刑仅是刑罚的执行方式，本身并不是刑罚。同时刑诉法也明确规定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类型。即便缓刑考验期限的判决确定之日是宣告之日，也只能是二审判决、裁定宣告之日，那也是生效之日，对于一审判决来说，仍应当是判决生效之日。而对于宣判后被告人再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的，只需要直接适用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把原罪与新罪或者漏罪并罚后，原判决不再执行，执行新的判决即可。依据刑法的规定对被告人数罪并罚后，已丧失了适用缓刑的适用，此时撤销缓刑也是有法可依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缓刑考验期限的确定之日是指判决宣判之日。理由是，判决书一经宣判，非经法定程序不能更改，判决的内容已经明确了，且这样有利于确定被告人的考验期计算。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即刑法条文规定的“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中的确定之日应是指判决宣判之日。理由如下：
一、从判决书的本身来看，判决书一经宣判，判决的内容非经法定程序（二审程序）就不能更改，即使是判决书判词写误或口头宣判时口误，都是不能再擅自更改。从这点上讲，一审宣判之日，缓刑的判决就已确定。并且从1999年刑事法律文书改革后，法律文书样式中要求将缓刑考验期的起止时间写入判决书。如果将缓刑考验期从生效之日起计算，由于判决生效时间的不确定性，无法在判决书中明确缓刑考验期限的起止时间。相反，宣判时间是确定，将缓刑考验期限从宣判之日起计算，可以在判决书中明确缓刑考验期限的起止时间，体现判决书的严肃性。
二、从刑法条文来看，确定之日不应是生效之日。我国刑法对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刑期，都明确规定为从判决执行之日计算，而对缓刑考验期限，却规定为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可见在立法上执行之日与确定之日是不同的时间概念。由于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因此从执行之日起计算又可称为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那么，判决确定之日不是指生效之日。
三、从缓刑考验期限的性质上看，确定之日不是生效之日。缓刑考验期限是指被告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缓刑后，有法定情形出现就会被人民法院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的期间。缓刑考验期限主要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来确定，缓刑考验期过长，会影响其改造的积极性，而过短，又难以发挥缓刑考验期限对被告人的考察作用。一般来讲，犯罪情节越重，缓刑考验期越长。人民法院对某个被告人宣告缓刑，是根据其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来决定的，一旦宣判，就应起算其缓刑考验期。如果从判决生效之日开始计算，会使缓刑考验期限处于不确定状态（因为判决生效之日不确定），从而变相延长了缓刑考验期限，甚至出现犯罪情节较轻的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限变得比犯罪情节较重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限更长，这就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四、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将出现法律漏洞，即在被宣告缓刑的判决生效以前被告人有撤销缓刑的法定情形却面临缺乏撤销缓刑的法律依据。如前面的那个案例，对被告人谢雨明的缓刑如何处置？如果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生效之日计算，谢雨明的缓刑考验期限还未开始，不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故审判漏罪的人民法院无法律依据而予以撤销；也不能通过再审撤销，原判不符合再审的条件；更不能通过二审撤销，因为在法定上诉期内无人上（抗）诉，一审判决已生效。但谢雨明的这种行为充分说明其还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撤销缓刑。只要将缓刑考验期从宣判之日起计算，这一难题将迎刃而解。
综上所述，为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法律漏洞，便于在判决书中明确缓刑考验期限的起止时间，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的“确定之日”应为宣判之日。